庚(11)：陈玮《瓜州榆林窟题记所见大理国与西夏关系研究》

摘要：瓜州榆林窟第19窟大礼平定年号题记记载了大理国僧俗四人于西夏晚期来到瓜州榆林窟巡礼。题记中的大礼国号既是同音异写，又是大理国人正统观的书面表达。题记落款于四月八日，反映了大理国人于佛诞日对佛教诸贤圣虔诚致敬的礼俗。题记中的大理国僧俗四人分别为粟特裔与汉人，表明大理国族群众多。从大理国的对外交往史和当时大理国的周边形势来看，题记中的大理国僧俗四人是由本国北上至南宋西蜀，出蜀后从金朝占领下的秦州向西，经过临洮、兰州等地，抵达河西走廊来到瓜州。

关键词：瓜州榆林窟；大理国；西夏；粟特

苍山洱海边的大理国与贺兰山下的西夏王朝同为闻名丝路的妙香佛国，两国统治者均以佛王传统治国。[1]元朝帝师八思巴在《彰所知论》中写道：“广兴佛教：梵天竺国、迦湿弥罗国、勒国、龟兹、捏巴辣国、震旦国、大理国、西夏国等，诸法王众，各于本国兴隆教法。”[2]两国长期与宋、辽、金鼎立，积极抗击蒙古入侵，分别居于南方丝绸之路和西北丝绸之路的枢纽区域，陆上边境并不相邻。从现存史籍来看，两国官方并无正式交往，但瓜州榆林窟的一则题记表明大理国的僧俗人士曾在西夏后期来到西夏，巡礼瓜州的佛教胜迹。该墨书题记位于瓜州榆林窟第19窟主室甬道北壁第二身女像上部，计40字，排列两行。题记录文见于《安西榆林窟》及《瓜沙史事丛考》。[3]笔者在参考《安西榆林窟》、《瓜沙史事丛考》录文的基础上，经实地考察，重新录文标点如下：大礼平定四年四月八日，清信重佛弟子四人巡礼诸贤圣迎，僧康惠光、白惠登、男弟子刘添敬、刘克敬。”陆离先生对题记进行了初步研究，率先指出题记作者为大理国僧俗，并考证了大理国僧俗前往西夏的交通路线。[4]笔者不避揣陋，拟在陆离先生研究的基础上，考证题记中大理国僧人的族属，并进一步研究大理国与西夏之间的交通路线，现分述如下。

瓜州榆林窟第19窟主室甬道北壁第二身女像

一、题记所见大理国正统观及佛教礼俗

题记落款“大礼平定四年四月初八日”，大礼为国号，平定为年号。大礼作为国号最早出现于南诏。《新唐书·南蛮传》云南诏王蒙世隆即位后“遂僭称皇帝，建元建极，自号大礼国。”[5]《资治通鉴》亦云：“酋龙乃自称皇帝，国号大礼，改元建极”[6]。南诏灭亡后，历大长和国、大天兴国、大义宁国，最终由通海节度使段思平建立大理国。在宋人眼中，大理国乃大礼国的延续。《桂海虞衡志》云：“唐书称大礼国，今其国止用理字。”[7]《资治通鉴》胡注蒙世隆改南诏国号为大礼云：“至今云南国号大理。”[8]实际上礼、理二字同音异形，经常混用。《景泰云南图经志书》云：“汉武帝置叶榆县，隶益州郡，唐高祖改隶巂州，蒙氏皮罗阁即其地为太和城，至阁罗凤又城苴咩，其后世隆又城大礼，段氏改礼为理，而因其城焉。”[9]《滇略》卷七《事略》云：“哲宗绍圣元年，升泰僣号大中国，升泰死，子泰明以父命求正明弟正淳立之，号后礼国。”[10]《滇略》卷九《夷略》亦云：“高升泰以宋哲宗元符二年立，改国号曰大中国……及卒，其子泰明遵遗言求段氏子正淳立之，号曰后礼国。”[11]可见在大理国后期，理与礼均可作为国号。李家瑞先生亦指出“南诏及大理国的纪元，往往以同音字通用，因为起初这些纪元，可能只是口耳相传，或是用汉字标白族音，所以只求音对，不限字形。如见龙作建龙，真明作贞明，明政作明正，都不能算错误。”[12]

王树五先生指出“大礼或大理名称，皆系汉语命名地名，其着眼点在于政治改革，有积极推行‘礼治’，大治大理，达到强国安民目的之含义。”[13]施立卓先生认为“‘大理’即是‘大治’的意思。”[14]大理国的国号蕴含着天下治平的政治含义，而大礼比大理更具有文明开化之义。大理国僧俗在瓜州榆林窟的题记落款为大礼而非大理，既是由于礼、理同音异形，亦是受大理国的正统观所影响。作为少数民族独立政权的大理国，在统治中后期自认为是正统王朝。《护法明公德运碑赞》云：“俄然，四夷八蛮叛逆中国，途路如蝟毛，百姓离散，天不早命公，斯民坠矣。……公之居处，仲尼有云仁智者也，四夷八蛮累会于次，八方群牧□□于此，虽夷狄之深仇，部曲之怨恨，到此，善归方寸，恶竟冰释，袖刃怀刀，一时捐弃”[15]。大理国被称为中国，大理国的统治阶层白人贵族视其他少数民族为蛮夷。《高生福墓志铭》云：“至于公甚□兹居蛮貃，以适时变，而死生契阔，共禄穷人，迢递汉川穷头，发如雪变，漂泊夷山之外”[16]。《大理国渊公塔之碑铭》称护法公高量成“□武定天下，仁政法乾坤，威行如秋，仁行如考，戎夷□□□远遁，朝庭高枕而无虞，中国蒙其惠，异俗震其声”[17]。据大理崇圣寺主塔出土的大理国写经题记以及《护法明公德运碑》、《兴宝寺德化碑》、《南诏野史》，世袭大理国相国的高氏家族封爵亦为中国公。

由于自视为独立政权，大理国人认为宋朝与本国地位相等，称宋朝为大宋国，宋朝皇帝为宋王。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大理国《维摩诘经》卷尾题记云：“大理国相国公高泰明致心为大宋国奉使钟□□□造此维摩经一部”[18]。《大理国佛弟子议事布燮袁豆光敬造佛顶尊胜宝幢记》称袁豆光“至忠不可以无主，至孝不可以无亲，求救术于宋王”[19]。蒙元统治大理时，大理的白人仍视已灭亡的大理国为独立王朝。元《正直温良恭谦和尚墓志》及《追为亡人大师李珠庆神道》皆追忆大理国为理朝。正是由于大理国正统观的影响，来到榆林窟的大理国僧俗在题记落款中将本国写为大礼。

题记中的“平定”年号在史籍及金石铭文中并未出现。陆离先生指出“平定”或为“安定”，亦或为其他不为人知的大理国年号。[20]李家瑞先生指出史籍及金石铭文中的大理国年号大本、钟元、隆德皆不知属于大理国何代帝王，大理国世袭相国的高氏一族亦自有其年号。他认为南诏与大理国的纪元“又有因字形相近而误写的，如建极作建枢，光圣作克圣，永嘉作文嘉，其例甚多。也有因记忆而颠倒的，如明启作启明，开明作明开。”[21]以字形相近而误写而言，“平定”亦有可能为大理国末帝段兴智年号“天定”。但据李家瑞先生考证，段兴智“计在位四年，利正、兴正、天定各有一年。”[22]如此天定仅有一年，而题记落款为平定四年，此平定应为安定，安定四年即公元1198年，大理国时由功极帝段智兴统治。

从题记来看，大理国僧俗四人于四月初八日来到榆林窟巡礼。四月初八日为佛诞日。《太子瑞应本起经》卷一云：“菩萨初下，化乘白象，冠日之精。因母昼寝，而示梦焉，从右胁入。……到四月八日夜明星出时，化从右胁生，堕地即行七步，举右手住而言：天上天下，唯我为尊。三界皆苦，何可乐者？”[23]《魏书》卷一一四《释老志》云：“初，释迦于四月八日夜，从母右胁而生。”[24]历代僧俗多于四月初八日以浴佛来纪念佛陀诞生。《醉翁谈录》云：“诸经说佛生日不同，其指言四月八日生者为多。《宿愿果报经》云我佛世尊生是此日，故用四月八日灌佛也。南方多用此日，北人专用腊八。”[25]浴佛须念诵专门佛经并举行法事活动。义净译有《浴佛功德经》，慧琳著有《新集浴像仪轨》一卷。大理国人对佛诞日非常重视，大理凤仪北汤天藏经中即有大理国杨义隆造《光显启请散食浴像口嘱白金刚小稽请》一卷。该卷写经“系大理国时杨义隆为‘追荐先亡’，而据《浴佛功德经》及《新集浴像仪轨》之内容编写，于经名稍有变更。经文每行数字不等，卷末钤有‘僧杨义隆造’、‘大理国□□□’朱印，抄写时汉、白、梵文间杂，有朱笔圈点，载体为鹤庆白棉纸，经过‘人璜’加工，经名用赭黄色印花笺，墨书”[26]。可见中原地区有关浴佛的佛经流入了大理国，并被大理国僧人改编。

西夏早在定难军时期即以二月初八日为佛诞日进行隆重纪念。《大宋僧史略》卷上云：“东夏尚腊八或二月、四月八日乃是为佛生日也……今夏台、灵武每年二月八日，僧戴夹苧佛像，侍从围绕，幡盖歌乐引导，谓之巡城。以城市行市为限，百姓赖其消灾也。”[27]这种行像活动“就是用装饰华丽的宝车载着释迦牟尼佛像巡行城市街衢的一种礼佛仪式。”[28]行像不仅是佛诞日的礼佛仪式，还是一种佛教圣像崇拜行为。西夏和大理国僧俗对佛像都极为崇拜。西夏《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依经录并胜相顶尊总持功能依经录后序发愿文》云：“应千国内之圣像，悉令恳上于金妆。”[29]大理国《故溪氏谥曰襄行宜德履戒大师》云：“今圣像贤安，群生蒙福者，职是之力也。”[30]

榆林窟在西夏乃佛教圣地。西夏僧人惠聪称“初回见此山谷是圣境之地，……端严山谷内，甘水常流，树木稠林，白日圣香烟起，夜后明灯出现，本是修行之界。”[31]西夏番人称榆林窟为“世界圣宫”[32]。从榆林窟西夏文题记来看，西夏皇帝直接训戒皇子、大臣为榆林窟修福。西夏国师及瓜州监军司、你合饿州监军司、沙州监军司、内宿御史司的官员均为榆林窟的供养人。西夏僧俗在榆林窟内大造佛像。惠聪称西夏人在榆林窟内以“石墙镌就寺堂，瑞容弥勒大像一尊，高一百余尺，三十二相，八十种好。”[33]该弥勒佛像至今尚存。瓜州监军司官员赵氏家族在榆林25窟以瑞玉造释迦牟尼佛，又造诸菩萨像。西夏文题记云：“古佛已饰，菩萨缘毕，缘毕乐集□院。后，菩萨宝像，朝夕加礼，□□恼心，以善此方。”[34]榆林窟西夏石窟中，第2窟、第3窟、10窟、第29窟均设中心佛坛，其中第3窟中心佛坛为八角形。题记提到大理国僧俗在榆林窟巡礼诸贤圣，礼拜诸佛及诸菩萨像当为巡礼活动中的重要一项。

大理国僧俗四人在题记中自称清信重佛弟子。佛弟子在大理国写经中经常出现，如《释道常荐举七代先亡写疏》残卷卷尾题记称：“保安八年佛弟子比丘释道常”[35]；《诸佛菩萨金刚等启请仪轨》卷尾题记云：“爰有佛弟子，持明沙门释照明，俗讳杨义隆。”[36]《佛说长命经》卷尾题记云：“谨具奉佛祈祥弟子董圆通鼎”[37]。在榆林窟西夏汉文题记中，也出现了清信弟子。榆林窟第39窟西夏供养人榜题为“清信弟子李福满一心供养。”[38]

二、题记所见大理国僧人族属

题记落款排列首位的是大理国僧人康惠光。张锡禄先生指出“白族的姓有数十种。主要有杨、赵、李、董、段、高、张、王、尹、何、杜、苏等，其中前四姓最多。千余年大体如此，十分稳定。”[39]康惠光所出之康氏明显为大理国外来姓氏。现今大理凤仪芝华村仍有一支康姓家族。该家族之《康氏门中历代宗亲灵位》称本家族“始祖原籍陕西巩昌府人氏，已详明于序之内矣。元赐地八百里宣慰司，康公讳旻，元授儒职教授。康公讳伯仁，元授广甸县主簿。康公讳伯惠，元授任腾冲路事。康公讳仲义，元授军职万户。”[40]该家族另一《康氏牒谱世系纪略碑记》云：“目前，康氏合族欲于佛殿南文昌殿厢房，建宗祠，立石碣，镌先代之名，使之不朽，命香火僧，朝夕奉侍也。征序于余，余茫然无从落笔。有表弟出其手折，始知其鼻祖本陕西人，奉命来平段氏，其功绩授宣慰司之职。”[41]从《康氏门中历代宗亲灵位》、《康氏牒谱世系纪略碑记》来看，大理凤仪康氏始祖为金末巩昌人，元初随军平定大理国后落户大理。另外《滇释纪》卷二《明释上》云：“大巍净伦禅师，昆明人，姓康氏，生宣德丁未。”[42]看来元末明初昆明也有一支康姓家族。

大理凤仪康氏、昆明康氏与榆林窟题记中的康惠光应非同一家族。但康姓为中古入华粟特人之大姓。荣新江先生指出“康氏不是中国固有的姓氏，其祖先必然来自粟特”[43]。毛阳光先生认为“而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古时期的康姓本身是中亚康国人及其后裔。”[44]大理凤仪康氏与榆林窟题记中的大理国僧人康惠光均应为中古时期入华粟特人后裔。

早在南诏时期，云南即有粟特人活动。《旧唐书·南蛮传》记唐玄宗天宝十年，剑南西川节度使鲜于仲通率军进击南诏时，南诏王阁罗凤“遣使谢罪，仍与云南录事参军姜如芝俱来，请还其所虏掠”[45]。但《雍正云南通志》将姜如芝记为安如芝。《光绪云南县志》、《民国弥渡县志稿》亦记为安如芝。大理国的康姓粟特人后裔极有可能为唐德宗贞元十七年（801）唐与南诏联军俘获的粟特康国武士后代。《新唐书·南蛮传上》云：“悉摄，吐蕃险要也。蛮酋潜导南诏与泉部将杜毗罗狙击。十七年春，夜经泸破虏屯，斩五百级。虏保鹿危山，毗罗伏以待，又战，虏大奔。于时，康、黑衣大食等兵及吐蕃大酋皆降，获甲二万首。”[46]从“获甲二万首”来看，在唐南边境投降唐与南诏联军的粟特康国、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吐蕃联军人数众多，康国军队被记于首位，当为联军主力。张云先生认为“这些属于康国的粟特士兵如何千里迢迢来到四川西部？原来吐蕃在向中亚的发展过程中，从8世纪初到后半叶，因与大食为争夺西域而交恶，在与大食的战争中，俘获了其军队中的粟特人，然后将其充兵东调，用作进攻唐朝，这就是上述四川西部康国士兵的由来。”[47]从南诏将对外战争的俘虏大批迁回本国来看，这批康国军队除一部分被唐军带回西川外，大部分都进入了南诏。中古时期入华的康国粟特人大都以康为姓，大理国的康姓人士极有可能为这批进入南诏的康国武士之后。

粟特人是以擅长经商而闻名于丝路东西的商业民族，在唐代文献和唐时各国人观念中一般称作为“胡”。[48]在南诏文献中也出现了胡。《南诏图传·文字卷》所录舜化贞中兴二年勅文云：“大封民国圣教兴行，其来有上，或从胡、梵而来，或于蕃、汉而来，弈代相传，敬仰无异。”[49]侯冲先生指出该勅文“在表明佛教传入南诏的路线有西域、印度、西藏和汉地四条的时候，将汉地放在最末，有意淡化汉地的影响。”[50]相反，勅文将胡地列为佛教传入南诏的首要之地，可见胡地对于南诏佛教的重要影响，而胡地既包括西域诸国也包含中亚粟特诸国。唐人还提到南诏军队中的胡僧。《蛮书》记南诏军围攻唐安南城时，“咸通四年正月六日寅时，有一胡僧，裸形，手持一仗，束白绢，进退为步，在安南罗城南面。本使蔡袭当时以弓飞箭当胸，中此设法胡僧，众蛮扶舁归营幕。”[51]

安姓为粟特人显姓，大理国的一些乌蛮贵族也以安为姓。《正德云南志》记有武定元代名宦安慈，官武德将军。《正德云南志》记武定“法明寺在府治东，元至元二十八年土官总管安慈建。”[52]《雍正云南通志》则记安慈为元云南行省参政。《土官底簿》记安慈后裔金甸为罗罗人。《土官底簿》记马龙州知州安崇为“本州罗罗人，前代世袭土官知州，洪武四年故。”[53]安慈与安崇的祖先均为大理国乌蛮贵族，其是否为安姓粟特人后裔流入乌蛮有待考证。

米姓为粟特人显姓。《元和姓纂》卷六称米姓“出西域米国。”[54]《古今姓氏书辩证》云：“西域米国胡人入中国者，因以为姓。”[55]《资治通鉴》胡注云：“米姓出于西域，康居支庶分为米国，复入中国，子孙遂以为姓。”[56]南诏大理国存在一些米姓粟特人后裔。南诏大理国都城阳苴咩城遗址出土的一片有字板瓦，凸面模印阳文“西井米永”。田怀清先生指出米永“可能是制作砖瓦工匠的名字。”[57]南诏邓川城遗址出土的有字板瓦，凸面模印阳文“米官”，田怀清先生亦认为米官“可能是制瓦工匠的名字。”[58]

史姓既为汉姓，亦为粟特人姓氏。南诏大理国有许多史姓官民。《僰古通纪浅述》记南诏保和十年（833），南诏王劝丰祐“令博士修崇圣寺并三塔。……砌塔博士乃徐正，磉博士史端，木匠娇奴、和苴、李宜”[59]。崇圣寺千寻塔出土的大理国铜质刻纹片记有“明治四年庚子岁六」月十三日换（？）通天人当」寺博士史真在（？）智」焉左奴永富六斤智□惠□药师惠坦八人记之」”[60]明治四年为大理国昭明帝段素英统治时期。温玉成先生指出该铜片铭文“内容是授予八人‘通天人、当寺博士’称号，应是婆罗门教徒所为。‘博士’即‘班的达’之谓也。‘通天人’，沟通梵天者也。佛教中无此称谓，但此件铜板纳入佛塔，可知大理佛寺内亦兼弘婆罗门教。”[61]腾冲来凤山宋元火葬墓地出土的《大理国烈女史梅凤墓幢》记有“大理圀宫家太保□□……于苍□□□致荣，粹于□□……天佳□□迩□□□父孰第……□□□□□□成买民之地者，彰烈女史梅风，吊埋促其人。”[62]史梅风在服孝期间因悲痛过度而早逝，大理国国公段昇延特赐田建墓以表彰义烈。《康熙大理府志》称大理国时有“子正和尚，住洱弥寺，民史子虞，礼调敬之。”[63]南诏大理国都城阳苴咩城遗址采集到的一片有字板瓦，凸面模印阳文“史”。田怀清先生认为“瓦文‘史’字，可能是史姓窑户烧制的瓦，故在瓦上模印‘史’字。”[64]阳苴咩城遗址还出土有一片有字板瓦，凸面模印阳文“史官”。田怀清先生认为“瓦文‘史官’可能制作砖瓦工匠的名字。”[65]南诏大理国龙口城遗址采集到的一片板瓦，凸面模印阳文“史官□”。田怀清先生认为史官□“可能是制作砖瓦工匠的姓名。”[66]

石姓亦为汉人与粟特人均采用的姓氏。南诏大理国的石姓人士见于《南诏德化碑》与出土有字瓦。《南诏德化碑》记南诏王阁罗凤麾下有“大总管兼押衙小石告身赏二色绫袍金带石复苴。”[67]阳苴咩城遗址出土的一片有字板瓦，凸面模印阳文“石幁”。田怀清先生认为石幁“可能是制瓦工匠的姓名。”[68]南诏大理国天井山瓦窑遗址出土的一片有字板瓦，凸面模印阳文“石永井”。田怀清先生认为“瓦文‘石永井’是制瓦工匠的名字。”[69]

三、题记所见大理国与西夏之交通

从题记来看，大理国僧俗四人是巡礼佛教诸贤圣而来到榆林窟。陆离先生指出题记说明了“大理国僧俗四人巡礼天下佛教圣迹，应请佛祖、菩萨落户本国。”[70]早在南诏时期，就有大批云南僧人外出云游。据《滇释纪》，南诏买顺禅师曾向唐天皇寺道悟禅师参禅问法。《滇释纪》又称：“是时百丈、南泉诸祖法席颇盛，师遍历参承，咸蒙印可，六祖之道传云南，自师为始。”[71]南诏僧人觉印“遂游大方，学禅于五台，返锡滇地，结庵以居，名曰乐道。”[72]出身南诏王室的北院通禅师“遂辞王出家，遍游天下。初参夹山和尚，次谒洞山价祖。有省乃为法嗣，开法于西川”[73]。据《水目山初祖缘起碑记》，南诏普济庆光禅师曾学法于唐洪州禅祖师马祖道一，“后诣南岳马祖石头，法席颇盛，师皆亲承印可。……嗣马祖师礼辞，遍游中国十有余年，后归云南，道德日隆，名誉益远。”[74]

南诏灭亡后，大长和国、大天兴国、大义宁国相继而立。大义宁国、大理国鼎革之际，大义宁国第一代国主主杨干贞被大理国太祖段思平废为僧人。《淮城夜语》记杨干贞“后为慧光寺住持，后游巴蜀，坐化于峨眉山。”[75]大理国建立后，有多位帝王退位出家。这些出于王室的僧人也积极远游。《三迤随笔》记大理国圣德帝段素贞于崇圣寺出家后，“又入南海普陀梵音洞，居一年。转峨眉，居三载。”[76]孝德帝段思廉于无为寺出家后，转入水目山，“号本源大法师，后入中原未归。”[77]保定帝段正明“出家三十余载，常携诸前妃游于宋朝诸名山，有游记《名山胜览》十二卷。”[78]文经帝段思英为僧后，“五游中原”[79]。还有一些非王室出身的僧人赴印度求法。《淮城夜语》记宣仁帝段和誉在位时，大理国京畿地区地震，崇圣寺僧光明向段和誉警报时谈到：“曾于西天竺遇如是境而地大动，望戒之。”[80]可见光明曾前往印度。

陆离先生认为题记中的大理国僧俗四人先由本国北上蜀地，自蜀地抵达秦州，再向西行，经过临洮、兰州等地，最后抵达河西走廊来到瓜州。但他又指出大理国僧俗四人有可能从本国向西进入吐蕃，自吐蕃北上进入河西走廊。大理国僧俗四人究竟是由哪条路线来到榆林窟值得深入讨论。南诏与吐蕃政治关系密切时，云南与吐蕃之间的交通往来比较畅达。据《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吐蕃赞普赤都松、赤德祖赞均曾到过云南。南诏王阁罗凤曾前往吐蕃面见赤德祖赞，南诏大臣段忠国作为使臣晋见赤德祖赞。据《汉藏史集》、《贤者喜宴》、《西藏王统记》，赤德祖赞还娶南诏女子赤尊为妻。《南诏野史》又记南诏王阁罗凤战胜唐军后，“遣弟阁陂和尚及子铎传、酋望赵佺邓、杨传磨侔等，并子弟六十人献凯吐蕃。”[81]在南诏与吐蕃政治关系破裂后，双方的官方交往基本中断，但民间还有一些经济、宗教往来。《蛮书》云：“大雪山在永昌西北。从腾充过宝山城，又过金宝城以北大赕，……往往有吐蕃至赕贸易，云此山有路，去赞普牙帐不远。”[82]《僰古通纪浅述》则记摩迦陀国僧人赞陀崛多由吐蕃前往南诏，被南诏王劝丰祐遣人在南诏与吐蕃边界迎接。

但大理国建立后，云南与吐蕃之间的政治、经济、宗教往来在传世史籍中几乎没有留下任何记录。藏传佛教后弘期藏文史籍基本没有记载大理国，但对与大理国同时期的西夏则有颇多描写。直到蒙古攻灭大理国后，八思巴才在《彰所知论》中轻描淡写地提到大理国，一笔带过。大理凤仪北汤天藏经中，《吉祥喜乐金刚自受主戒仪》一册卷尾题记云：“大理国弘福律院下月泉房内抄写，帝师堂下住持辣麻贡噶巴，受主万代恩耳。”[83]从题记来看，吐蕃僧人麻贡噶巴曾在大理抄经，但他来到大理的时间是在大理国时期还是在元代呢？题记提到麻贡噶巴为帝师堂下住持，传世史籍和出土金石铭刻都没有记载大理国有帝师一职，仅有国师。西夏、蒙元设有帝师，蒙元的帝师制度直接传承自西夏。另一册《吉祥喜乐金刚自受主戒仪》卷首题有“大成就师发思巴辣麻传，持咒沙门达宗着思吉玲禅译。”[84]可见《吉祥喜乐金刚自受主戒仪》是由蒙元帝师八思巴所传，麻贡噶巴应为元代吐蕃僧人，在元代进入大理。侯冲先生即指出《吉祥喜乐金刚自受主戒仪》“是元代以后传入大理地区的汉译藏传佛教经典。周泳先生误以之为明代传抄大理国的写本。”[85]题记称元代大理为大理国应是由于当时段氏世袭大理总管府总管，大理地区独立性极强。元人常称当时的大理为大理国，如《句容郡王丗绩碑》记载延祐四年（1317），“大理国进象牙金饰轿。”[86]《大元至元辩伪录》亦将大理僧人称为大理国僧。《滇释纪》称元代云南洪镜雄辩法师“世祖破大理之明年，师始至中国留二十五年。……而归其国，国人号雄辩法师焉。”[87]

有学者指出“大理国中后期，滇密多元汇融，受西藏艺术影响尤为深刻，并与西藏本土的艺术发展紧密关联。”[88]但李玉珉先生指出西藏的大黑天神信仰的产生、发展不仅晚于云南二百余年，而且在图像上也找不到与云南大黑天神接近之处，云南大黑天神的信仰和图像直接承继自天竺。[89]侯冲先生也认为“云南大黑天与中国大黑天造像有比较接近的图像特征，而与印度和西藏大黑天则相去甚远。”[90]他还指出大理凤仪北汤天藏经中的《大黑天神道场仪》“可能是根据从中原传入大理的、中原早已失传的大黑天神仪轨或大黑天神伪经伪轨编撰出著作。”[91]朱悦梅女士也指出“大理大黑天造像与西藏大黑天造像同是从印度引进的，但有不同的发展道路，形成了不同的发展特征，同时，二者造像风格也有很多的不同。”[92]

从以上来看，大理国时期云南与吐蕃之间的文化、经济交流甚少，榆林窟题记中的大理国僧俗四人应不是从大理国绕道吐蕃前往西夏，而是从四川前往西夏。云南与西蜀之间的交通在唐代即十分发达，《蛮书》详细记载了蜀地到云南的路线、里程及驿站。宋人、大理国人对云南到西蜀的交通都较为熟悉。李焘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中谈到：“苴咩城，云南国都也，自嘉州羊山江路至苴咩城凡四十九程”[93]。北宋嘉州士人辛怡显曾前往大理国出使，北宋峨眉进士杨佐曾前往大理国买马。杨佐所著《云南买马记》云大理国国都阳苴咩城“王馆佐于大云南驿，驿前有里堠，题东至戎州，西至身毒国，东南至交趾，东北至成都，北至大雪山，南至海上，悉著其道里之详，审询其里堠多有完葺者。”[94]前述大义宁国国主杨干贞、大理国圣德帝段素贞出家后都曾前往巴蜀，于峨眉山修行。

西蜀与瓜沙之间的交通在唐末五代时即较为发达。据敦煌文书P.3718号《张清通写真赞并序》，归义军使者张清通在唐僖宗避难成都时，由敦煌前往成都，再由成都返回敦煌。陈祚龙先生指出张清通返回敦煌时，“显系由成都先赴剑阁，随奔松州，转至岷州。再由岷州，依照当年可行的两条大路，即：一、北上趋甘州转瓜州，而南下，至敦煌。二、北上抵鄯州之后，西取青海，经紫亭，再北上，至敦煌。”[95]他又指出“迨至唐宋时代，由敦煌至成都，实际是以鄯州为其南北两道的会合站，再由鄯州转至成都，而真不必由鄯州，至少东行至徽、凤之后再行南下转到成都。相反的，由成都到敦煌，实际亦是以先至鄯州，再由鄯州，分取经甘州或青海的路线，转趋敦煌为最便捷，而真不必至少由成都北上到达徽、凤之后，再西取鄯州，转往敦煌。”[96]王使臻先生则认为张清通是由成都出剑门关，经兴元府，沿褒城—散关栈道抵达凤翔，“然后经由连接关中地区和河陇黄河高原的交通要道，经由陇关、萧关折向西北到达河西走廊最东端的凉州而抵达敦煌地区的。”[97]

据敦煌文书S.389《肃州防戍都状》，归义军使者宋输略等由凉州入蜀，晋见唐僖宗行在朝廷，返回时由西蜀经过邠州，绕道河州而抵达凉州。敦煌文书P.2864《白鹊歌》则记有张承奉建立西汉金山国后在蜀地求取人才。据国图藏敦煌文书冬字62号《维摩经》卷中题记，后蜀善兴大寺西院法主法宗经敦煌前往印度取经。

宋朝建立后，一些蜀地宋人由于各种原因来到敦煌。敦煌莫高窟第464窟主室北壁西墙题记记有宋朝阆州阆中县宋姓人士住于西凉府贺家寺，由西凉府来到沙州。南壁西墙题记记有宋朝合州赤水县长安乡杨姓人士居于沙州某寺。

李继迁攻占灵州后，宋朝与河西走廊的往来主要通过秦州路。曹玮在秦州对战吐蕃唃厮啰时，“率军整旅，背城逆战，斩首千级，获利器杂畜三万余，追北至敦煌。”[98]曹家齐先生指出北宋“秦凤路通西夏境之道路一在东部之泾原地区，一在西北之兰会地区。”“从兰州、会州进入西夏境内，可连通凉州等地。”[99]金人占领秦州后，南宋与西夏仍于秦州路私下往来。《金史·西夏传》云：“正隆末伐宋，宋人入秦、陇，夏亦乘隙攻取荡羌、通峡、九羊、会川等城寨，宋亦侵入夏境。”[100]南宋四川军政首脑与西夏经秦州路互相遣使往来。《宋史·夏国传》云绍兴元年（1131）“十一月，川、陕宣抚副使吴玠始遣人通夏国书。”[101]绍兴二年（1132）九月，大臣吕颐浩向宋高宗建言：“闻金、夏交恶，夏国屡遣人来吴玠、关师古军中，宜令张浚通问，以撢其情。”[102]绍兴四年（1134）十二月，吴玠上奏“夏国数通书，有不忘本朝意。”[103]金主完颜亮统大军进犯南宋时，四川宣抚使吴璘“檄西夏，俾合兵讨之。”[104]夏仁宗仁孝进行了积极回应，在回檄中痛斥金朝。宋孝宗乾道三年（1167）五月，西夏国相任得敬“遣间使至四川宣抚司，约共攻西蕃，虞允文报以蜡书。七月，得敬间使再至宣抚司，夏人获其帛书，传至金人。”[105]宋宁宗嘉定七年（1214）七月，西夏“左枢密使、吐蕃路都招讨使万庆义勇者，令蕃僧減波把波齎蜡书二丸至西和州之宕昌寨，欲与本朝合从犄角，恢复故疆，蕃兵总管傅翊得而上之。”[106]

金夏关系破裂后，西夏更加重视利用秦州路联合宋人攻金，宋夏使人频繁往来。《宋史·夏国传》云夏神宗遵顼“乃遣枢密使都招讨宁子宁、忠翼赴蜀阃议夹攻秦、巩；聂子述俾利西安抚丁焴答书，饬将吏严兵以待。”[107]《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则记“丁焴以书与夏人定约。”[108]《宋史·夏国传》又云嘉定十二年（1219）十二月，西夏“宁子宁遣使复申前说，且责我以失期，时安丙再开宣阃，许之，命利州副都统制程信任其责。……十三年八月，宁子宁以师期来告，丙遂决意出师”[109]。《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则记“夏国复以书来四川，议夹攻。……安丙遗夏人书，定议夹攻。”[110]《安丙墓志》云：“夏人常以书来，约为犄角之师。”[111]《知文州主管华州云台观安君墓志铭》则记“西夏求好于我，自嘉定七年赍书者洛绎竟上，至十二年冬十月，宕昌寨以夏招讨使宁子宁忠翼书来，宣阃委安抚司报之，……嘉定十三年秋，夏书再至，宣阃未敢深然之，俄遣使至巩城，以书督期，宣阃姑遣师应之。”[112]宋夏联军围攻金巩州不克后，利州副都统程信约夏军攻秦州，夏军不应，宋夏遂各自撤军。嘉定十四年十月，“夏人复以书来四川趣兵伐金。”[113]次年，“夏人复攻金人，遣百骑入凤州，邀守将求援兵。”[114]

从宋夏使人与军队利用秦州路频繁交往来看，秦州路是南宋蜀地与西夏之间最便捷的交通路线。公元12世纪末至13世纪初是宋夏双方利用秦州路进行外交、军事接触的高峰期。处于同一时代的榆林窟题记中的大理国僧俗四人当利用这条道路从西蜀来到西夏。当时宋夏双方均利用吐蕃僧人在秦陇地区从事对金敌对活动。南宋四川宣抚使虞允文”遵御札募巩人王嗣祖结外蕃以图金人，又得蕃僧六彪者偕往”[115]。吐蕃僧人減波把波则携西夏蜡书来到南宋西和州。榆林窟题记中的大理国僧俗四人亦是利用了僧人身份，顺利穿过了秦州，再向西行，经过临洮、兰州等地，最后抵达河西走廊来到瓜州。从《叶榆稗史》所记大理国宣仁帝段和誉“后游，西出玉门。三载返，途经峨眉，抄经五载，归主东寺。”[116]来看，段和誉也是自本国北上西蜀，由瓜沙往返西蜀。另外大理国圣德帝段素贞也曾到过瓜沙。《三迤随笔》记段素贞于崇圣寺出家后，“后游天竺，归由西域至敦煌，转长安入五台，苦研佛学。”[117]

三、结语

综上所述，瓜州榆林窟大理国僧俗题记作为保存至今的唯一反映大理国与西夏交通关系的文物资料，如吉光片羽般弥足珍贵。彩云之南的大理国与瀚海渺渺的西夏虽然不是陆地相接的邻国，但在东土佛教世界中同为法轮常转的现世佛国。大理国僧俗四人不以云树遥隔、山川相阻而长途跋涉至西夏，既体现了他们对佛教这一普世信仰的一秉虔诚，也反映了西夏作为西土庄严佛国对于大理国人的吸引。题记中的国号既是同音异写，也是大理国人坚持本国正统的书面表达。大理国僧俗四人于四月初八佛诞日于榆林窟巡礼佛教诸圣贤，不仅体现了他们对于佛教圣节的恭诚肃虔，也表明大理国的佛教礼俗同于中原南方地区，还说明榆林窟是西夏河西地区乃至西夏全境首屈一指的佛教圣地。题记中的僧俗四人，既有粟特后裔，又有汉人，表明大理国虽然由白人精英统治，但不失为一个多族群共存的统一王朝。从当时大理国与周边地区的交往情况来看，题记中的僧俗四人应是由本国北上南宋西蜀，经秦州路穿越金朝统治区来到西夏。他们在榆林窟留下的题记堪称融汇南方丝绸之路与西北丝绸之路交通史的和隋之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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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1]陈玮：《西夏佛王传统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第90—97页。古正美：《从天王传统到佛王传统—中国中世佛教治国意识形态研究》，商周出版社，2003年，第425—456页。侯冲：《南诏观音佛王信仰的确立及其影响》，《云南与巴蜀佛教研究论稿》，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年，第2—67页。李玉珍：《巡弋失乐园：云南白族的转轮王观音》，王邦维等主编：《佛教神话研究—文本、图像、传说与历史》，中西书局，2013年，第340—356页。

[2]王启龙：《彰所知论补订》，《西北民族研究》2002年第3期，第67页。

[3]张伯元：《安西榆林窟》，四川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214页。苏莹辉：《榆林窟壁画供养者题名考略》，《瓜沙史事丛考》，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3页。《安西榆林窟》录为“大礼平定四年四月初八日清信重佛弟子四人巡礼诸贤圣迎僧康光白惠登男弟子刘添敬刘克敬”。苏莹辉先生录为“大礼平定四年四月八日，清信重佛弟子四人巡礼诸贤圣迎僧康惠光、康白登。男弟子刘添敬、刘克敬”。他认为大礼平定四年或为西夏年号天安礼定。

[4]陆离：《安西榆林窟第19窟大礼平定四年考》，《敦煌研究》2011年第1期，第53—57页。

[5]《新唐书》卷二二二中《南蛮传中》，中华书局，1975年，第6282页。

[6]《资治通鉴》卷二四九，唐宣宗大中十三年十二月，中华书局，1956年，第8078页。

[7]（宋）范成大：《范成大笔记六种》，中华书局，2004年，第130页。

[8]《资治通鉴》卷二四九，唐宣宗大中十三年十二月，中华书局，1956年，第8078页。

[9]（明）陈文修，李春龙、刘景毛校注：《景泰云南图经志书校注》卷五，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年，第75页。

[10]（明）谢肇淛：《滇略》卷七《事略》，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六卷，云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734页。

[11]（明）谢肇淛：《滇略》卷九《夷略》，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六卷，云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775页。

[12]李家瑞：《用文物补正南诏及大理国的纪年》，《历史研究》1958年第7期，第55—77页。

[13]王树五：《大理名号由来考释》，《研究集刊》1983年第1期。

[14]施立卓：《“大理”的由来》，《大理文化》1979年第2期。

[15]张方玉等：《楚雄历代碑刻》，云南民族出版社，2005年，第3—4页。

[16]张方玉等：《楚雄历代碑刻》，云南民族出版社，2005年，第22页。

[17]张方玉等：《楚雄历代碑刻》，云南民族出版社，2005年，第16页。

[18]李霖燦：《南诏大理国新资料的综合研究》，“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1967年，第3页。

[19]张树芳主编：《大理丛书·金石编》第10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6页。

[20]陆离：《安西榆林窟第19窟大礼平定四年考》，《敦煌研究》2011年第1期，第54—55页。

[21]李家瑞：《用文物补正南诏及大理国的纪年》，《历史研究》1958年第7期，第69页。

[22]李家瑞：《用文物补正南诏及大理国的纪年》，《历史研究》1958年第7期，第69页。

[23]《佛说太子瑞应本起经》卷一，《大正新修大藏经》第三册。

[24]《魏书》卷一四四《释老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3027页。

[25]（宋）金盈之撰，周晓薇点校：《醉翁谈录》卷四，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98页。

[26]肇予：《南诏大理写本佛经题录》，《云南文史丛刊》1990年第4期，第68—74页。

[27]（宋）赞宁撰，富世平校注：《大宋僧史略校注》卷上，中华书局，2015年，第29页。

[28]罗华庆：《9至11世纪敦煌的行像和浴佛活动》，《敦煌研究》1988年第4期，第98页。

[29]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俄藏黑水城  

文献》第四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50页。

[30]张树芳主编：《大理丛书·金石编》第10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12页。

[31]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6页。

[32]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0页。

[33]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0页。

[34]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1页。

[35]杨延福：《凤仪北汤天古经卷清理杂忆》，《大理文化》1985年第4期。

[36]郭惠青主编：《大理丛书·大藏经编》第二卷，民族出版社，2008年，第262页。

[37]郭惠青主编：《大理丛书·大藏经编》第二卷，民族出版社，2008年，第330页。

[38]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6页。

[39]张锡禄：《白族姓名探源》，杨仲录等主编：《南诏文化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85页。

[40]张锡禄：《元代大理段氏总管史》，云南民族出版社，2006年，第104页。

[41]张锡禄：《元代大理段氏总管史》，云南民族出版社，2006年，第105页。

[42]（清）圆鼎：《滇释纪》卷二《明释上》，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八卷，云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93页。

[43]荣新江：《新获吐鲁番文书所见的粟特人》，《中古中国与粟特文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123页。

[44]毛阳光：《洛阳新出土唐代粟特人墓志研究》，《考古与文物》2009年第5期，第77页。

[45]《旧唐书》卷一九七《南蛮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5281页。

[46]《新唐书》卷二二二上《南蛮传上》，中华书局，1975年，第6277页。

[47]张云：《唐代吐蕃与粟特关系考述》，《西藏研究》2008年第2期，第7页。

[48]荣新江：《何谓胡人》，樊英峰主编：《乾陵文化研究》第四辑（《丝路胡人与唐代文化交流学术讨论会论文集》），西安：三秦出版社，2008年，第7页。〔日〕森部丰：《唐代における胡と仏教的世界地理》，《东洋史研究》第66卷第3号，2007年，第506—538页。

[49]李霖燦：《南诏大理国新资料的综合研究》，“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1967年，第43页。

[50]侯冲：《南诏观音佛王信仰的确立及其影响》，《云南与巴蜀佛教研究论稿》，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年，第64页。

[51]（唐）樊绰撰，向达校注：《蛮书校注》卷一0，中华书局，1956年，第238页。

[52]（明）周季凤纂修：《正德云南志》卷三四《外志一·寺观》，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六卷，云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438页。

[53]郑敏芝：《〈土官底簿〉校注》，广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第112页。

[54]（唐）林宝撰，岑仲勉校证：《元和姓纂》（附四校记）卷六，中华书局，1994年，第963页。

[55]（宋）邓名世撰，王力平点校：《古今姓氏书辩证》卷二四，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68页。

[56]《资治通鉴》卷二四八，唐武宗会昌六年二月庚辰，中华书局，1956年，第8021页。

[57]田怀清：《南诏大理国瓦文》，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18页。

[58]田怀清：《南诏大理国瓦文》，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386页。

[59]尤中校注：《僰古通纪浅述校注》，《尤中文集》第四卷，云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06页。

[60]邱宣充：《大理崇圣寺三塔主塔的实测和清理》，《考古学报》1981年第2期，第254页。

[61]温玉成：《〈南诏图传〉文字卷考释—南诏国宗教史上的几个问题》，《世界宗教研究》2001年第1期，第1—10页。

[62]保山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编：《保山碑刻》，云南美术出版社，2008年，第12页。

[63]（清）黄元治、张泰交纂修：《康熙大理府志》卷二六《仙释》，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印本。

[64]田怀清：《南诏大理国瓦文》，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99页。

[65]田怀清：《南诏大理国瓦文》，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10页。

[66]田怀清：《南诏大理国瓦文》，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47页。

[67]张树芳主编：《大理丛书·金石编》第10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5页。

[68]田怀清：《南诏大理国瓦文》，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35页。

[69]田怀清：《南诏大理国瓦文》，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323页。

[70]陆离：《安西榆林窟第19窟大礼平定四年考》，《敦煌研究》2011年第1期，第56页。

[71]（清）圆鼎：《滇释纪》卷一，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八卷，云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83页。

[72]（清）圆鼎：《滇释纪》卷一，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八卷，云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83页。

[73]（清）圆鼎：《滇释纪》卷一，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八卷，云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83页。

[74]张树芳主编：《大理丛书·金石编》第10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141页。

[75]（明）玉笛山人：《淮城夜语》，大理州文联编：《大理古佚书钞》，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85页。

[76]（明）李浩：《三迤随笔》，大理州文联编：《大理古佚书钞》，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02页。

[77]（明）李浩：《三迤随笔》，大理州文联编：《大理古佚书钞》，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03页。

[78]（明）李浩：《三迤随笔》，大理州文联编：《大理古佚书钞》，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05页。

[79]（明）玉笛山人：《淮城夜语》，大理州文联编：《大理古佚书钞》，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87页。

[80]（明）玉笛山人：《淮城夜语》，大理州文联编：《大理古佚书钞》，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80页。

[81]（明）倪辂辑，（清）王崧校理，（清）胡蔚增订，木芹会证：《南诏野史会证》，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7页。

[82]（唐）樊绰撰，向达校注：《蛮书校注》卷二，中华书局，1956年，第43页。

[83]周泳先：《凤仪县北汤天南诏大理国以来古本经卷整理记》，李家瑞等编著：《大理白族自治州历史文物调查资料》，云南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8页。

[84]郭惠青主编：《大理丛书·大藏经编》第二卷，民族出版社，2008年，第325页。

[85]侯冲：《中国有无“滇密”的探讨》，《云南与巴蜀佛教研究论稿》，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年，第256—257页。

[86]（元）虞集著，王颋点校：《虞集全集》，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586页。

[87]（清）圆鼎：《滇释纪》卷一，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八卷，云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87页。

[88]杜鲜：《西藏艺术对南诏、大理国雕刻绘画的影响》，《思想战线》2011年第6期，第137—138页。

[89]李玉珉：《南诏大理大黑天图像研究》，《故宫学术季刊》第十三卷第二期，第21—40页。

[90]侯冲：《南诏大理国佛教新资料初探》，《云南与巴蜀佛教研究论稿》，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年，第167页。

[91]侯冲：《大黑天神与白姐圣妃新资料研究》，《云南与巴蜀佛教研究论稿》，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年，第85页。

[92]朱悦梅：《大黑天造像初探—兼论大理、西藏、敦煌等地大黑天造像之关系》，《敦煌研究》2001年第4期，第81页。

[93]（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太祖开宝二年六月，中华书局，2004年，第229页。

[94]（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六七，神宗熙宁八年八月庚寅朔，中华书局，2004年，第6540—6541页。

[95]陈祚龙：《敦煌资料考屑》下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342—343页。

[96]陈祚龙：《敦煌资料考屑》下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343页。

[97]王使臻：《晚唐五代宋初川陕甘之间的交通与文化交流—以敦煌文献为主的考察》，《成都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第39—40页。

[98]（宋）宋庠撰：《元宪集》卷三四，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年，第1087册，第616  页。

[99]曹家齐：《宋境通西夏道路新考》，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编：《吴天墀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43、246页。

[100]《金史》卷一三四《西夏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2868页。

[101]《宋史》卷四八六《夏国传下》，中华书局，1977年，第14023页。

[102]《宋史》卷四八六《夏国传下》，中华书局，1977年，第14023页。

[103]《宋史》卷四八六《夏国传下》，中华书局，1977年，第14023页。

[104]《宋史》卷四八六《夏国传下》，中华书局，1977年，第14025页。

[105]《宋史》卷四八六《夏国传下》，中华书局，1977年，第14026页。

[106]（宋）李心传撰，徐规点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一九《边防一》，中华书局，2000年，第847页。

[107]《宋史》卷四八六《夏国传下》，中华书局，1977年，第14027页。

[108]（宋）刘时举撰，王瑞来点校：《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卷一五，中华书局，2014年，第596页。

[109]《宋史》卷四八六《夏国传下》，中华书局，1977年，第14027页。

[110]（宋）佚名编，汝企和点校：《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卷一六，中华书局，1995年，第368页。

[111]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广安市文物管理所、华菳市文物管理所编著：《华菳安丙墓》，文物出版社，2008年，第160页。

[112]（宋）魏了翁撰，张京华校点：《渠阳集》卷一二，岳麓书社，2012年，第186—187页。

[113]（宋）刘时举撰，王瑞来点校：《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卷一五，中华书局，2014年，第598页。

[114]《宋史》卷四0六《崔与之传》，中华书局，1977年，第12260页。

[115]《宋史》卷三八三《虞允文传》，中华书局，1977年，第11797页。

[116]（明）张继白：《叶榆稗史》，大理州文联编：《大理古佚书钞》，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517页。

[117]（明）李浩：《三迤随笔》，大理州文联编：《大理古佚书钞》，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02页。

感谢陈兄授权分享！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敦煌西夏石窟研究”（项目编号：16ZDA116）及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西夏王朝正统性的政治塑造研究”（项目编号：17XJC850001）阶段性成果。

原刊：沙武田主编：《丝绸之路研究集刊》第二辑，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127—139页。

注释有变动，原文为页下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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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玮，1985年生，四川成都人，中国史博士后。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硕导，主要从事西夏学、蒙元史、中古时期北方民族史、唐史、丝绸之路文化史等研究。 出版专著《西夏番姓大族研究》，在《中国史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华文史论丛》、《中央民族大学学报》、《敦煌研究》、《西域研究》、《宁夏社会科学》、《新疆大学学报》、《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古籍整理研究学刊》、《西夏学》、《唐史论丛》、《四川文物》、《北方文物》等刊物及学术会议论文集发表论文80余篇。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两项、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一项，主持教育部青年基金项目一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项目一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一等资助）项目一项、陕西省博士后科研项目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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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鸿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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